新冠“乙类乙管”后，老年人防护记住这几个关键问题******
乙类乙管
老年人防护
1月8日起，新冠病毒感染由“乙类甲管”调整为“乙类乙管”。在疫情防控新形势下，“乙类乙管”并不是放任不管，而是有了更加精准科学的防控措施。尤其是对老年人、基础病患者等重点人群，需要更加科学的防护，进一步推动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提高老年人群覆盖率。老年人防护这几个关键问题要知道！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乙类乙管”疫情监测方案》强调要进一步提高老年人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率。老年人如果不完成全程接种和加强免疫，面临哪些风险？
新冠病毒感染无论是“乙类甲管”还是“乙类乙管”，都是要按照传染病治疗的。因此，借鉴以往我们对天花、麻疹、乙肝等传染病控制的经验，注射疫苗是必须的，而且是全程接种，全程接种会使死亡率和重症率降低。
对于65岁以上，特别是有四种以上基础疾病的老年人，是这次奥密克戎攻击的重点对象，所以更要尽快完成全程的疫苗接种，这是阻断病情加重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
很多老年人都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他们对于接种疫苗有很多顾虑。这些老年人能否接种？患有肿瘤、术后等大病的老年人能否接种？
这是很多老年人滞后接种疫苗或者不接种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才是需要接种疫苗的重点人群。我国的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数量很庞大，还是建议尽快、尽早全程注射疫苗。如果平时规律服药，长期把血压和血糖都控制在比较稳定的状态，是完全可以去安全地注射疫苗的。
如果是正在进行化疗的肿瘤患者，建议在肿瘤得到控制之后，肿瘤不是在进展期，和化疗错开时间，就可以去进行疫苗的接种。如果肿瘤患者在化疗过程中阳了，要等阴性之后两到四周才能再次进行治疗，两到四周是给患者一个很好的恢复期。
已经“阳康”的老年人，是否还需要接种疫苗？
如果“阳康”后的老年人，大概抗体的产生是要在转阴后两到三周才能产生，维持三到六个月的抗体。所以，在三到六个月之间是不用打疫苗的，但是三到六个月之后，还是建议要注射疫苗。
元旦、春节即将到来，老年人是否还能走亲访友？针对不同的慢病或基础疾病的老年人，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
老年人特别是高龄的老人，在转阴之后，症状未必能够完全缓解，这时可能还会出现相应的病情迁移，会导致原来的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慢阻肺等慢性病的进展。
此外，很多老年患者在患病过程中有过高烧、咽喉痛、流鼻涕、头痛等比较明显的症状，即便抗原转为阴性，还是有一个恢复的过程。
如今，春节已临近，很多老年人想去走亲访友，但需要注意的是，在转阴后的两三周时间里不是所有人都能产生这次奥密克戎的抗体，当免疫功能低下的时候，就会有再次感染的风险。
感染过新冠病毒的老年人身体会比较虚弱，会诱发原有基础疾病的加重，所以，建议即便是已经“阳康”的老人，还是尽量减少聚集活动，走亲访友一定是要量力而行，同时口罩是不能摘的。
老年人万一不幸感染，该如何应对？出现哪些情况下需要就诊？
如果是轻症，包括高热、恶心、呕吐，如果自己能够处理，就尽量居家处理。如果胃口、精神状态都还好，只是一些发热、肌肉酸痛的症状，建议还是可以居家的。
但是当出现气促、呼吸困难、原有的疾病症状加重，包括血压、血糖异常、头痛，或者是肢体运动障碍，这些症状加重的情况下，要去医院就诊。
如果老人在家里有血氧仪，测量血氧低于95%了，这个时候一定要居家吸氧。如果三天以上血氧还不能回升，且呈持续下降的趋势，要尽快去医院。
如果高热三天都不退，而且出现了一些并发症，包括咳嗽、咳浓痰、气促、呼吸困难，这些也要去医院就诊。
除了接种疫苗外，还有哪些方法能帮助老年人更好地抵御病毒？提高自身免疫力是否能有所帮助？
第一，保持比较好的心情、生活习惯和生活状态，好的心情会使得我们的免疫力保持在一个比较平稳的水平。
第二，均衡的营养摄入，蛋、奶、肉、水果、蔬菜，营养。建议每天1到1.5克每公斤的优质蛋白补充，如果是一个60公斤的人，要优质蛋白大概60克，也就是说一两多的猪肉，是每天必须要保证的。
第三，依靠一些外来的帮助，比如我们在病房里治疗的病情相对比较危重的患者，需要补充免疫球蛋白。对于平时预防，可以使用胸腺法新日达仙，就是99%和人体同源的胸腺肽，我们一般建议老人每年注射1到2个疗程，对于提高人体免疫力有帮助。早期使用胸腺法新可减少新冠患者重症发生率，缩短住院天数，促进病情恢复、降低COVID-19重症患者的死亡率且安全性良好。
如果老年人经济条件比较好，可以用一些口服的蛋白粉来补充蛋白。因为在发热的时候，蛋白质的消耗是很高的。假如三天都不怎么吃东西，这个时候可能会导致低蛋白血症的出现，此时补充口服的蛋白，能够使得我们的营养均衡，使得免疫力达到比较平稳的水平。
第四，建议老年人及时接种流感疫苗、新冠疫苗以及肺炎疫苗。
微胖的老人更“扛病”？老年人“微胖”是多胖？
微胖的老人有一定皮下脂肪，抗寒、抗病能力比瘦人强。瘦人抵抗力较弱，对环境适应性差，对流感、上呼吸道感染、肺炎等急性传染病，都比胖人发病率高，而且抗打击能力差，有可能导致更加不良的后果。
“微胖”到底是多胖？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老年医学中心医师刘颖介绍，老年人自己想要判断体重是不是合适，看身体质量指数(BMI)更靠谱。用体重公斤数除以身高米数平方得出的数字，是目前国际上常用的衡量人体胖瘦程度及是否健康的一个标准。
刘颖医生介绍，对于不同的人种，同样的BMI可能代表的肥胖程度不一样，中国在内的亚洲地区的BMI水平在整体上低于欧洲国家。体重指数每增加2，冠心病、脑卒中、缺血性脑卒中的相对危险分别增加15.4%、6.1%和18.8%。一旦体重指数达到或超过24时，患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和血脂异常等严重危害健康的疾病的概率会显著增加。
但据多项研究表明，亚洲人在较低的BMI水平时已经存在心血管疾病发病率高的危险。中国老人最理想的体重指数应该是22。
当然，体重上下浮动，我们体重指数很难正好地保持在22，一般认为“老年人体重稍高一点”(即BMI保持在21~23.9)比较好。(来源：健康北京微信公众号)
东西问·中外对话 |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刘亮
当前，全球极端天气现象频发，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新报告显示采取气候行动刻不容缓；新冠疫情冲击更加大了中低收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难度。面对日趋紧迫的气候变化问题，全球气候治理如何破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何增信释疑，更好地携手合作？为什么说“双碳目标”的提出进一步彰显了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中国担当？
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近日邀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与中新社记者刘亮就全球气候治理相关话题展开对话。
图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本人供图尼古拉斯·斯特恩是“从经济学角度看气候变化”的第一人，被誉为“气候经济学之父”。
斯特恩指出，新冠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人类所面临的风险。为更好应对气候变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加大合作和行动力度。同时，发达国家要尽快兑现其在气候资金上的承诺。
谈及近年来中国的气候治理行动，斯特恩认为，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双碳”目标的提出则让中国迎来进一步展现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刘亮：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基石。在您看来，各缔约方在气候治理问题上遵循这一原则的重要性何在？
斯特恩：针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明确指出，发达国家应该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因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它们对很大一部分的温室气体累积排放负有历史责任，并且也有资金可用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我们应该意识到，要实现净零排放并防止全球进一步变暖，所有国家——无论富裕还是贫穷，都需要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需要注意的是，所有国家都将从可持续、有包容性和有弹性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受益。尽管在最初的框架中，绿色发展被视为一种成本更昂贵的发展模式，但如今，情况已明显有所改善。
刘亮：气候资金是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硬骨头”。此前，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但目前距第一笔气候资金仍有较大缺口。您如何看待这一情况？如何更好地完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气候资金供资机制？
斯特恩：富裕国家未能履行到2020年对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支持增加到1000亿美元的集体承诺，这是一种背信行为，应尽快纠正。加拿大和德国政府在COP26(《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简称COP)之前制定的交付计划表明，1000亿美元的目标应在2022年或2023年实现。但同样重要的是，较富裕国家当下应与较贫穷国家合作，大幅提升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投资水平。要做到这点，各方需要更进一步关注融资的组成结构，为投资创造环境，这些将有助于推动发达国家在未来几年更好地兑现其承诺。
刘亮：《巴黎协定》要求建立国家自定贡献(INDC)机制。但目前弥合INDC与温控目标之间的差距仍是谈判的难点。INDC会否动摇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基石？在您看来，如何更好地弥合二者间的差距？
斯特恩：《巴黎协定》承诺，所有国家共同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努力将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并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全球净零排放。同时，科学研究也表明，将温控目标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对气候问题很关键。但目前的“国家自主贡献”与这些目标并不一致，所有国家需要共同努力，进一步彰显承诺的雄心。
刘亮：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全球气候治理问题取得里程碑式的突破。在此过程中，中国也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在您看来，中国过去和现在在气候治理问题上的表现有何不同？这种身份的转变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尤其在过去几年，中国作出不少承诺。如承诺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并停止为其他国家的燃煤发电站提供资金等。与此同时，中国的作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起到的榜样作用也至关重要。
当前，中国迎来了进一步展现自己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如果中国能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这将使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变得更容易，也将给中国和世界都带来好处。
刘亮：随着中国“双碳”目标的提出，外界有声音担心地方为了降能耗采取限产等激进措施，进而影响经济稳定增长。对此您如何看？
斯特恩：“双碳”目标的提出有助于中国实现可持续、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增长。
低碳发展和经济发展并不矛盾。追求低碳目标可以以更强、更好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然而，向零碳和气候适应型经济的转型确实需要妥善的管理，确保在转型过程中，要较为公平地处理富人和穷人之间，消费者、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例如，高碳企业的工人需要接受再培训，并重新分配到新的机构或单位工作等。
能源转型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和增长，并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和就业机会。同时，清洁技术的投资和零碳转型的加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机遇，将进一步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
刘亮：目前距《巴黎协定》的签署已过去5年。面对疫情的暴发，您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否有不同的看法？后疫情时代，气候治理有哪些问题值得关注？
斯特恩：在过去六年中，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大，并日益影响我们的周遭环境。
我认为，许多国家现在可以看到更可持续、更具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发展和增长模式的吸引力。这场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我们所面临的风险，以及为了走上更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道路，我们迫切需要扩大相关领域的投资规模。
从投资角度上看，目前，疫后经济复苏的投资是我们实现可持续、有韧性和包容性增长需要的投资方向。
刘亮：去年，COP26已在英国格拉斯哥落下帷幕。您如何评价此次大会取得的进展？这对今年的COP27大会又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COP26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包括中美两国就气候行动合作发表联合声明等。
但我们也知道，提交给COP26的经修订的国家自主贡献与《巴黎协定》的目标仍有差距，富裕国家也未能兑现到2020年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气候行动的承诺。
COP26取得的进展应促使各国在2022年底前提交更强有力的减排承诺，并共同制定一项新的气候融资计划，为未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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