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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走基层)非遗“兔纸”迎新春 剪出浓浓“年味”******

  中新网银川1月18日电 题:非遗“兔纸”迎新春剪出浓浓“年味”

  中新网记者 于晶

  奔跑的兔子,搭配上牡丹和梅花,寓意喜上眉梢、“兔”飞猛进。这幅圆形剪纸作品,在兔年新春来临之际,祝福家家户户团团圆圆。

  新年临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伏兆娥创作了一系列兔年窗花作品,让浓浓年味跃然纸上。1月18日,记者走进伏兆娥的工作室,感受传统剪纸技艺的独特魅力。

  剪纸是我国的一项传统民间艺术,人们在春节期间剪纸、贴窗花,以此寄托辞旧迎新、接福纳祥的愿望。

伏兆娥创作的《钱兔似锦》剪纸文创表情包。 受访者供图伏兆娥创作的《钱兔似锦》剪纸文创表情包。 受访者供图

  每年春节,伏兆娥都要创作一批新年剪纸作品。一手拿红纸,一手握剪刀,红纸翻飞中,剪刀开合间,栩栩如生的生肖兔便从红纸上“跳”了出来。她的作品有活灵活现的玉兔送福、活泼可爱的兔年如意、吉祥如意的平安双兔,配以礼花、祥云、铜钱等吉祥符号,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

  伏兆娥告诉记者,剪纸元素要来源于生活,剪纸作品要回归于生活。在春节前夕设计几幅生肖主题的剪纸,对她来说不仅仅是一种过年的仪式,更是她几十年来对春节传统习俗的情感寄托和文化坚守。“过年剪纸,不仅仅是形式,更是一种文化,是中国人红红火火过年的象征,有了这个,才算是有年味。”

  剪纸透出的“年味”是艺术的,更是情感的。在伏兆娥的记忆里,小时候过年的时候,一家人聚在一起贴窗花、福字、对联、门神等等,其乐融融,年味儿十足。过去贴的窗花好多都是剪纸做的,再加上剪纸用的纸,也是红色的,代表着我们大家的生活红红火火,我们的文化习俗也这样一直传承下去。

  伏兆娥感慨道,随着时代的进步,市面上销售的剪纸窗花,都变成了机器印制,也更加精致,传统民间艺术似乎正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但每逢过年,她仍旧会拿起剪刀和红纸进行创作,在她看来,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民间传统手艺中蕴藏的浓浓年味是无法被替代的。

  谈起自己的作品,伏兆娥激情澎湃,每一幅作品,她都能讲出一段故事。以往的剪纸作品多是窗花为主,今年她持续创新,将剪纸元素与表情包结合在一起,创作出《钱兔似锦》剪纸文创表情包,打造国风回归新概念,同时还创作了专属运势生肖牌、冰箱贴等文创作品,把传统和时尚元素融合到一起,就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剪纸、热爱剪纸,让剪纸艺术在年轻人眼中活起来。

伏兆娥创作兔年剪纸。 受访者供图伏兆娥创作兔年剪纸。 受访者供图

  “剪纸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快乐,它给我的生活带来了许多改变。”伏兆娥表示,每当自己的作品被别人喜欢时,她的内心便会感到无比的满足和快乐。正是这份来自大家对于剪纸艺术的喜爱,给了伏兆娥将剪纸艺术发展并传承下去的巨大动力。

  根植于生活的剪纸技艺,凭着一把剪刀、一张纸片,让十二生肖栩栩如生,花鸟虫草造型别致,散发出传统手工技艺的特有魅力,成为人们心中不可或缺的“味道”。(完)

钱钟书杨绛印象记******

  邓国治

  说真的,那天跟着朋友去南沙沟,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采访一下钱钟书、杨绛夫妇。没想到,才得进门,钱老便先申明:“你们作为朋友来访,我这里当然欢迎;若是为的新闻采访,那么,恕不接待。”

  我只好换掉了身份,从记者变成读者。其实,首先还是读者,正是读了二老的著作,才产生了想采访的愿望。

  正好杨绛也在家。读过她的《干校六记》,脑子里先有了一个爽朗、幽默的印象,待得见面,却是位恬静、温柔的女学者。几十年风尘仆仆,她依然还是当年东吴大学文学院女生那种南国闺秀形象。钱老把我们介绍给老伴,随即笑说:“一听说记者,我先是吓一跳。后见他们来意甚善,这才没有用‘太极拳’的方式……”“太极拳”者,是指拳中的“推”式——拒而不纳也。

  钱老说:“我不愿意宣传。我今年70多岁了,我只想抓紧时间,多做一点事。宣传,只能给我帮倒忙。《围城》出版后,报纸上一登,就平添了那么多来访的、来信的,向我要书……”

  《围城》从1947年上海初版后,接着两年又印了两版,此后暌违30载,直到1980年才出了新的一版,印数13万册,几乎未出月就销光;新二版已于不久前印出。除了国内出版的,和香港有它的“盗印”本外,译成外文的,便有英、俄、日、德等国文字。《围城》影响可谓大矣。

  杨绛抗战时期写过剧本,建国以后翻译过多种文字的外国文学名著,著名的《唐•吉诃德》、《吉尔•布拉斯》等都是她翻译的。近年来,开始转向写小说、散文,她诙谐地说:“这两年,眼睛花了,懒得看小字、查字典,所以就自己写点即兴文字——我这也是个偷懒的办法吧,实际上是不务正业!”——她在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

  这一“不务正业”,使我们看到了杨绛的许多新作。《干校六记》由三联书店出版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将出版《杨绛小说散文选》。她的文字,情真意真,读来十分亲切;而那幽默诙谐的风格,又让人想到她所有翻译过的塞万提斯、勒萨日等人的文章。尽管钱老在他为《干校六记》所作的小引里说到“《浮生六记》——一部我很不喜欢的书。”《干校六记》还是让人想到了《浮生六记》,也想到了《项脊轩志》、《泷冈阡表》一类古代散文中的名篇。尽管时代不同,内容各别,但一个“真”字却是共同的,也是最能揪动人心的。看似身边琐事,细小,甚至是絮絮道来,但由于这一“真”字,就使你不但不觉琐细无聊,反而像置身其中,与主人翁共同欢乐,共同叹息,共同着急。我喜欢杨绛的文章,我想,最最主要的便在这个“真”字上。

  “文如其人”,钱老夫妇待人接物,也同他们的文字一样——如果能够这么类比的话。虽是初次见面,但不大功夫,二老就同我们谈得很坦率,很真诚。听说我喜欢书画,还一次次地从书柜里取出外国朋友赠送的外文版中国画册,不厌其烦地一页页翻给我看,讲给我听。杨绛已逾古稀,比我年长整整一倍,而她对我们说话,就像同朋友一样,真切而随便,使你立刻摆脱了拘束。钱老也如是,说起近年来杂务缠身,以至有些读者来信顾不得细细作答时,他回身从书桌上翻出一封来信,指点着给我们看:“这是一个20年前就来过信的读者。喏,你们看,他这里还责备我,为什么20年前你的回信那样热情洋溢,现在却做不到了。他说这很让他失望……”

  其实,这是错怪了钱老。人的精力、时间毕竟有限,且不说经过这20年下来钱老的身体不用秘书、助手,而近年来会议、头衔的有增无减,又要占去他大量有用的时间。钱老给我们看了一大堆各色各样的请柬,什么“吴敬梓研究会”、“水浒研究会”,还有许多的会议通知……他说:“现在我什么‘会’也不想参加,我只是想尽量多做一点工作,写一点东西。国外有好几处邀我去的,我也不想去,都婉谢了……”面对这几年来盛行的出洋“考察”风,和争头衔、排名次等等一系列的讲究,我感到,面前的这位老人是如此可敬!

  而钱老治学广博与严谨,也的确令人肃然起敬!他是1937年英国牛津大学的副博士,精通多门外语——他只是自谦地说:“那时要考学位,除主攻一门外文外,还必须兼通两门外语。”意思这不过是环境使然罢了。而其实,精通外语到能写作的程度,这可不是一般的功夫就可达到的。尤为难得的是,他同时还精熟中国文学,包括深奥到诘屈聱牙的一些古代文史哲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四部头的《管锥编》,就是他对《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等十多部历代有关著作与西洋文学哲学著作进行比较后的一些札记,里面有不少新的见解和有趣的比较。这里,十余部中国古代史专著与英、德、法、意、拉丁文5种外语的引文,不论是纵是横,都可以当得上洋洋大观的了。

  而钱钟书先生,除了融汇古今,博通中外,他还写得一手好书法,有深厚的艺术修养。杨绛,则与其说是贤内助,不如说首先是同志,是志同道合的伴侣。

  因为是“印象”,因为钱、杨二老的反对采访而使我在交谈中没有作一言半语的记载,所以,我只是想到哪里,写到哪里,也不一定说清了些什么,有些事实也未经核实。而且,最根本的还在于未曾征得二老的同意。但,心里有些印象,不写总觉得不舒坦——这也是文人的一种劣根性吧。姑存于此,且待骂声。

  (198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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