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聊｜苏青：在有限的空间里，做最大的努力******
中新网北京12月27日电(刘越)日前，展现脱贫攻坚的现实主义题材剧《山河锦绣》收官。剧中怀抱理想、外柔内刚的扶贫干部“赵雅奇”令不少观众眼前一亮。
当大家翻看演员表，目光落在“苏青”这两个字上时，才恍然想起记忆里的倩影——《美人心计》中蕙质兰心的皇后张嫣，《延禧攻略》里为爱痴狂的“反派”尔晴，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嘿，原来是你。
“原来是你”，这轻飘飘的四个字，似乎不足以概括苏青近十年来的迷茫、挣扎与破局。她走走停停，翻山越岭，学会从容坚定，才终于再次抵达聚光灯下，向观众展现了作为演员更多的可能性。
“扶贫干部”不好演 用心准备是关键
《山河锦绣》讲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中西部山区，两代人前赴后继投身扶贫事业，最终使村庄彻底摆脱了贫困的故事。剧中，苏青饰演的第二代扶贫干部“赵雅奇”扎着利落的马尾，衣衫朴素，年轻的脸上带着对理想的热忱。
赵雅奇凭借高考走出大山，为了建设家乡又回村工作，接过父辈的扶贫大旗，正如苏青本人所说，“赵雅奇敢想敢干，不矫情，是一个有热情有理想的小青年。”这个西北姑娘是现实中千千万万年轻人的缩影，但离苏青本人的生活却很远，为了演得不悬浮，她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山河锦绣》剧照。受访者供图“全组基本上都是西北籍贯演员，大家张嘴就能说，我得过好几道弯去想台词的发音和语调，西北方言对于我这个南方人来说实属挑战。”为了融入整个创作环境，湖南妹子苏青面临着语言上的压力，她调侃自己只能用“笨方法”：“前期我会用小本抄出所有场次，把语调标出来方便直观记忆，后面有一些戏是现场即兴创作的，我就每天和语言老师(戏里的演员前辈们)泡在一起熟悉语言环境。”
虽然时间紧任务重，但此次的拍摄经历让苏青收获满满。为了演好扶贫干部，她学会了一些割麦子、种木耳和养鸳鸯的知识，还去拜访了一位真正的驻村第一书记。在与对方接触的过程中，苏青意识到基层人员的不容易，这也让她坚定了演好这个角色的信念。
《山河锦绣》剧照。受访者供图“在和她的相处中感受生活细节， 看她是如何与每家每户相处的，遇见问题时的处事方式是什么。通过‘零距离’接触，我更深刻地了解到了第一书记这个岗位的不容易。”
“《山河锦绣》是一个全景式展现脱贫攻坚战的剧目，赵雅奇他们是这场‘战役’中的一环。作为演员，我想在有限的空间里做最大的努力。”
从生活中吸收养分 努力走出至暗时刻
“在有限的空间里，做最大的努力”，这是苏青在经历了无限的迷茫和困顿之后悟出的人生哲理。
山是眉峰聚，水是眼波横，19岁入行的苏青，有着清丽的气质和姣好的面容。2010年，《美人心计》火遍大江南北，苏青将皇后张嫣“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的清冷气质演绎得淋漓尽致，令人心折。
《美人心计》截图那几年，从《美人如画》到《美人制造》，市场给苏青贴上了“温婉古典美人”的个人标签，却也让她迎来了演艺生涯中的至暗时刻。直到现在，她也还是会偶尔回忆起那些焦虑的深夜，“我的瓶颈期是2014年，之前一直都在演古装剧，很迷茫，挺想突破却没有方向 ，当时选择了停下来，出国去看看。”
生活不止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短暂的异国游学经历让苏青的心境发生了变化，离开浮华的娱乐圈，她终于能静下心来感受生活，“好像封闭许久的毛孔和感官都打开了，空气里的新鲜，每个人的气质、行为、举止都特别吸引我。”
那是一段让她难以忘怀的愉快日子：“每天上午上课穿梭在地铁间，下午去各种地方打卡，我的房东说她70年都没有我这几个月去的地方多，晚上去听音乐会，看百老汇。节假日的时候也会和各国的朋友聊天，他们的热情和思想让我很受启发。”
演员写真。受访者提供“从生活中吸收养分，不管是读书还是旅游，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去充盈自己，再回到工作岗位上会更有力量。”
短暂的停留是为了更好地出发。2017年，苏青大胆突破往常温婉的荧屏形象，在《延禧攻略》中饰演心机深沉狠厉决绝的“黑莲花”尔晴。这个为爱黑化的角色在2018年的小荧屏上一炮而红，也让苏青收获了巨大的关注度。
不焦虑不着急 表演是长期主义
在陷入瓶颈和突破瓶颈中循环，是演员的常态，然而此时的她学会了更从容不迫地面对市场，“其实我从来没觉得这是困扰，反而是机会，‘反派’等标签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认可。”
“‘尔晴’这个角色确实收获了一些反响，之后找来的项目比之前更多了，我也有机会不断地尝试各种各样的题材，这是一个鼓励我往前走和开拓视野的动力。”
《延禧攻略》剧照前进和开拓，是苏青近年来不断尝试的路径。在《大决战》《最美逆行者》《山河锦绣》等作品中，她出演了医疗兵、革命者、扶贫干部，在她看来，这些剧集关联着中国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阶段和事件，能去饰演这些事件背后的付出者们是文艺工作者的荣幸与使命。
“有一些剧本和角色交到你手里，你就想走近她们，去重读那段历史，去了解这些人物背后的点点滴滴。查资料、做角色案头工作的时候，我都会很感动，越了解就越能体会到他们的伟大。”
出道十余年，苏青形成了张弛有度、细腻自然的表演风格。她演绎的角色拥有不同的人物底色，或端庄温婉，或精干飒爽，或单纯率直，一人千面各具风情。
演员写真。受访者提供她不自我设限——“从来没有刻意回避哪些角色，很期待能与古装、时装、现实主义题材的一些好角色相遇，去发掘自己更多的可能性。”
她不一味迎合市场——“这么多年行业变化很大，每个时期的流行和观众的喜好也在变，不变的是我对角色的热爱和钻研。”
她没有偶像包袱——“爱角色胜过爱自己，我一直秉承这句话的信念。私下该怎么美怎么美，但只要开始拍摄，一切都是为角色服务。”
她不存在所谓的职业焦虑——“把演戏当成短期工作，没有工作的时候必然会焦虑。但如果把它当作长期的事业，在这个赛道上走走停停，退两步休息一会，缓过来了再小跑冲刺一下，内心是不会焦虑的。”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苏青坚持求质不求量、求难不求易、求好不求快的原则，她奉行长期主义，将表演作为自己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不疾不徐，脚踏实地，“适当停下来思考和学习，留心生活感受生活，为以后做储备。把自己调整到最佳状态，当机会出现的时候，才能拿出最好的状态全身心投入。”
“把拍戏作为长期的事业，保持初心，我们只需要不断充实自己，就会更加从容坚定。”(完)
东西问·中外对话 |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刘亮 当前，全球极端天气现象频发，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新报告显示采取气候行动刻不容缓；新冠疫情冲击更加大了中低收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难度。面对日趋紧迫的气候变化问题，全球气候治理如何破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何增信释疑，更好地携手合作？为什么说“双碳目标”的提出进一步彰显了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中国担当？ 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近日邀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与中新社记者刘亮就全球气候治理相关话题展开对话。  图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本人供图尼古拉斯·斯特恩是“从经济学角度看气候变化”的第一人，被誉为“气候经济学之父”。 斯特恩指出，新冠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人类所面临的风险。为更好应对气候变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加大合作和行动力度。同时，发达国家要尽快兑现其在气候资金上的承诺。 谈及近年来中国的气候治理行动，斯特恩认为，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双碳”目标的提出则让中国迎来进一步展现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刘亮：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基石。在您看来，各缔约方在气候治理问题上遵循这一原则的重要性何在？ 斯特恩：针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明确指出，发达国家应该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因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它们对很大一部分的温室气体累积排放负有历史责任，并且也有资金可用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我们应该意识到，要实现净零排放并防止全球进一步变暖，所有国家——无论富裕还是贫穷，都需要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需要注意的是，所有国家都将从可持续、有包容性和有弹性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受益。尽管在最初的框架中，绿色发展被视为一种成本更昂贵的发展模式，但如今，情况已明显有所改善。 刘亮：气候资金是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硬骨头”。此前，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但目前距第一笔气候资金仍有较大缺口。您如何看待这一情况？如何更好地完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气候资金供资机制？ 斯特恩：富裕国家未能履行到2020年对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支持增加到1000亿美元的集体承诺，这是一种背信行为，应尽快纠正。加拿大和德国政府在COP26(《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简称COP)之前制定的交付计划表明，1000亿美元的目标应在2022年或2023年实现。但同样重要的是，较富裕国家当下应与较贫穷国家合作，大幅提升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投资水平。要做到这点，各方需要更进一步关注融资的组成结构，为投资创造环境，这些将有助于推动发达国家在未来几年更好地兑现其承诺。 刘亮：《巴黎协定》要求建立国家自定贡献(INDC)机制。但目前弥合INDC与温控目标之间的差距仍是谈判的难点。INDC会否动摇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基石？在您看来，如何更好地弥合二者间的差距？ 斯特恩：《巴黎协定》承诺，所有国家共同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努力将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并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全球净零排放。同时，科学研究也表明，将温控目标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对气候问题很关键。但目前的“国家自主贡献”与这些目标并不一致，所有国家需要共同努力，进一步彰显承诺的雄心。 刘亮：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全球气候治理问题取得里程碑式的突破。在此过程中，中国也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在您看来，中国过去和现在在气候治理问题上的表现有何不同？这种身份的转变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尤其在过去几年，中国作出不少承诺。如承诺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并停止为其他国家的燃煤发电站提供资金等。与此同时，中国的作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起到的榜样作用也至关重要。 当前，中国迎来了进一步展现自己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如果中国能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这将使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变得更容易，也将给中国和世界都带来好处。
刘亮：随着中国“双碳”目标的提出，外界有声音担心地方为了降能耗采取限产等激进措施，进而影响经济稳定增长。对此您如何看？ 斯特恩：“双碳”目标的提出有助于中国实现可持续、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增长。 低碳发展和经济发展并不矛盾。追求低碳目标可以以更强、更好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然而，向零碳和气候适应型经济的转型确实需要妥善的管理，确保在转型过程中，要较为公平地处理富人和穷人之间，消费者、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例如，高碳企业的工人需要接受再培训，并重新分配到新的机构或单位工作等。 能源转型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和增长，并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和就业机会。同时，清洁技术的投资和零碳转型的加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机遇，将进一步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 刘亮：目前距《巴黎协定》的签署已过去5年。面对疫情的暴发，您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否有不同的看法？后疫情时代，气候治理有哪些问题值得关注？ 斯特恩：在过去六年中，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大，并日益影响我们的周遭环境。 我认为，许多国家现在可以看到更可持续、更具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发展和增长模式的吸引力。这场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我们所面临的风险，以及为了走上更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道路，我们迫切需要扩大相关领域的投资规模。 从投资角度上看，目前，疫后经济复苏的投资是我们实现可持续、有韧性和包容性增长需要的投资方向。 刘亮：去年，COP26已在英国格拉斯哥落下帷幕。您如何评价此次大会取得的进展？这对今年的COP27大会又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COP26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包括中美两国就气候行动合作发表联合声明等。 但我们也知道，提交给COP26的经修订的国家自主贡献与《巴黎协定》的目标仍有差距，富裕国家也未能兑现到2020年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气候行动的承诺。 COP26取得的进展应促使各国在2022年底前提交更强有力的减排承诺，并共同制定一项新的气候融资计划，为未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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